通江李蕃的廉政品德与治绩
浏览：18674次发布时间：2015-11-12
李蕃生活的时代系清朝初期，这是我国君主专制走向极权的朝代。一方面，经历两千余年积淀的廉政制度建设至此已臻大成，近于完备，显示出古代廉政文化的发达，这是历史上其他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，涌现出一批忠臣、诤臣、廉臣。另一方面，封建社会结构性衰败不可遏制的暴露，廉政的中心宗旨是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，官场仍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的阴暗。
《周礼》曰：“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辩”均以廉为本，称“六廉”。“善、能、敬、正、法、辩”六种品质，就是如今的“为民与勤政”。廉政的核心价值是务实、为民、清廉。廉政文化是道德文化，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给人以鼓舞，纯洁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理智，正确的道德规范给人以准绳。不论大官小官，只要你身在其位，总有人亲近你，或为酬谢、或为打通关节、或另有它图，纳之，“受人钱财，为人办事”。拒之，“堂堂正正，刚直不阿”，拒、纳乃一字之差，则是天壤之别。
李蕃在黄县（今山东龙口市）任县令九年，用善、能、敬、正、法、辩塑造出了一代廉吏的亲民型像。
李蕃出生于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父亲李能白，精通诗、文、书、画。受家庭影响，李蕃自小就发奋读书，十四岁考童子试成为全县第一。由于崇祯六年(1633)流贼入川，至崇祯十七年，人民蹂躏殆尽。后张献忠破蜀称制，建号大西，改元大顺，同时李闯王直入京师，崇祯自殉，天下无主，人心思乱，战火纷飞。给川东北带来更大破坏的是1645年乙酉(清顺治二年) “土暴子”摇、黄（姚天动、黄龙）二人，他们对百姓进行大规模残杀，疯狂地屠巴州、通江、达州、开县等地人民，李蕃原配（吴氏）及母亲和两个叔叔等几十人全部被土匪烧死于后山乾龙洞中，为保姓命，李蕃与父亲、妹妹于顺治丙戌年(1646年)冬月避难到陕西汉洋。当时的通江人烟灭绝，千里荒芜。
从战争、动乱、饥饿中走出来的李蕃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36岁考取举人，等到49岁通抽签才获一县令。故把自己的名节和百姓的疾苦放到了第一位。
康熙九年（1670）十月初三李蕃到达黄县境内，由于战争的创伤、税役繁重和灾害频发，沿途只见饿殍载道，哀鸿遍野。到了县城，城墙垮塌，街生荒草，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。
按常规，新任县令到任后，第一要务是到府上拜见知府等府官，李蕃见到黄县百姓如此之惨状，哪有心情去送礼巴结上司，他把第一要务放到深入民间调查县情。通过调查，他总结黄有“四累”：一是按人征税，造成人口外逃，百姓居无定所；二是濒海之地，卤重地瘦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；三是登州府下属八县，惟黄县盛产木材，官府大兴土木，免费运木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；四是黄县地狭人稠，全靠农耕难以维持生计。
针对上述情况，李蕃果断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首先，改人头税为“摊丁入亩”。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（丁税）进行改革，按土地多少进行征税①。不但没减少全县应上交的税收任务，反而比按人丁征税还有所增加。这一政策的实施，在整个登州府造成了很大影响，极大地冲击了权贵者的利益，当地恶豪对他十分憎恨，但大多数穷困百姓得以生存。康熙51年，全国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，而统一征收地丁银，进一步证明了李蕃率先实施的“摊丁入亩”的科学性；其次，大兴集市，搞活贸易。因黄县地狭人稠，全靠农业难以改变百姓贫穷的生存状态，李蕃将原设在四门城外逢单日（三、五、七、九）各开一集的惯例取消，改为集市入城内，单双日各开两集，繁荣市场。两年后县城以外又发展了“各有常期”的四个集市，分别是北马集、黄山馆集、石良集、黄城集②；第三，黄县产木，上官连年采办，夫役转运，任务繁重。李蕃多次呈请采木官，黄县出木，他县负责木材转运，以均负担，最后得到允许，解除了黄县百姓的运木之苦；第四，革除陋规陋习。黄县旧有“里长见面陋规若干”的惯例，李蕃刚一上任即严令废止，不收受里长和百姓财物；黄县百姓一遇干旱，就认为是旱魃作怪，黄民将新死者为旱魃，用劫杀新丧者的尸体来解除大旱。李蕃招开万人大会，唯物辩证、据书说理，约法定规。产明这是巫蛊造成的恶俗，是对死者及死者家属的大不敬。并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消除旱灾，为黄县及周边地区消除恶习作出了一大善举。第五，变卖家乡田地，为黄县百姓解困。旧“有加粮晋秩之例”，不少地方官员以此得到了晋升。有人奉劝李蕃如法炮制，打开升官晋爵的大门，李蕃叹曰：“此当让巧者为之，我忍以一官累一邑耶！”不愿为了自己的官位提升，增加百姓的负担。不仅如此，康熙十三年黄县大旱，李蕃除报请朝廷免除租税,救济饥民外，还变卖家乡（官地方）田地，无偿为灾民供给耕牛、种子和施粥赈济。第六，以工代赈，为百姓谋福。李蕃为了让黄县百姓在农闲时也能增加收入，故上报朝廷要求修缮破败的县衙和垮塌的城墙等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工代赈为民谋生。
李蕃在诉讼判案方面，执法严谨，拒收礼物、拒绝请托，从不积压案件，任黄县县令九载，还修史志、办学校。经过九年的治理，黄县人民基本摆脱了贫困，百姓称李蕃“清慎勤明”。
性格耿介，不喜阿谀奉承，年关节气，不以实金送礼，而只是书信一封为上官歌功颂德的李蕃，早就不被上司重用了（九年县令得不到提拔）。李蕃在康熙十八年（己未，1679年）秋审理一件奸杀案中涉及到了当地富豪的亲戚，富豪买通李蕃不成，遂花重金买通了登州府府官李芝兰，要求改奸杀为盗杀（粮库管理员在粮库奸污一妇人时被其夫发现，故杀死了该夫妇，并谎称死者盗粮被其打死）。李芝兰接受重贿后，亲自前往黄县复查此案，在复查中向李蕃索取重贿（私嘱李蕃“鬻狱），并许诺按实情（奸杀）上报，李蕃拒绝行贿并再次陈述了案件实情。李芝兰索贿不成，大怒，亲自一人提审人犯，遂密改供词，改定“盗杀”，并以失律罪判李蕃下狱。黄县百姓知道李蕃受诬入狱后，自发上万人到登州狱外跪哭，递交万人签名要求放人的伸状，登州府感到事态严重，改押李蕃到济南狱，因说的是冬月二十押李蕃去济南，二十早上黄县空一县人（上万人）在道上跪求放人，刚上任的登州知府谭吉璁，提前知道了百姓要在郊外跪送李蕃，就改为十九日晚押送济南。李蕃入济南狱后，黄县百姓上万人又去济南狱外跪哭鸣冤；无奈，再次改押李蕃到北京宛平狱，黄县百姓又走千里到北京，并贿赂狱卒，进到狱内为李蕃打扇驱热,并万人联名上书康熙,为李蕃伸冤，酿成清史上空前绝后的“黄民哭狱”事件。期中，李蕃大儿李钟壁上书刑部并冒死叩击登闻鼓，为父鸣冤。
因黄县百姓锲而不舍的为李蕃鸣冤，朝廷又找不出李蕃失律的证据，康熙下令减死罪改流放四年，戍边山海关。1682年2月初，康熙北上谒陵，路过榆关（山海关）时巧遇走三千里前来看望李蕃的黄县百姓。百姓对一个县官的不舍情怀感动了康熙，康熙与李蕃进行了一番长谈后，李蕃被赦罪归田。
回到家乡后，追求孔颜乐处，保持乐观心态，“屏居闲处，俗驾罕至，萧然一室，除传经讲学外，还著文自娱。间或问泉石，课桑麻，与田父野老相往深交，为地方良吏排忧解难。如1684年7月李蕃回乡后的第二月与时任县令陆士炳(常熟人,进士)在嘉佑寺（今毁,在四川省通江县城对面南寺沟，寺内有寒泉流出）内加班加点（15天左右）印刷出康熙八年李蕃与时任通江县令王保厘所修《通江康熙县志》；1685年秋，因当时四川各地盛举加粮之令，时任巴州知州周元勲（辽东人，康熙二十四年～三十二年任）。不愿加重巴州各县百姓负担，又想不出好的办法，故请李蕃到州府出主意，李蕃见摧粮官“其气焰烜赫”，知道硬抗和说好话解决不了问题，便出主意叫为摧粮官当向导的百姓，引摧粮官走束马悬车之路，宿破败漏雨草屋，两天给煮一顿饭吃。摧粮官实在坚持不了，最后不得不上报巴州百姓粮食减产，可免加粮，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。就连年灾荒，巴民也无一流移，生动再现了李蕃和一位地方官勤政爱民的故事；巴州章怀太子墓（墓在今巴中市城南二里）因年久失修，破坏严重，李蕃上书时任巴州守周希尧，要求保护修复，巴州守听从李蕃建议，拨专款对唐章怀太子墓及墓道进了修葺；1688年（康熙二十七年）夏秋，通江大旱，民不聊生，因百姓交不起税赋，百姓与收税官发生打斗，公然抗税，时任县令王松茂上书州府要求派兵镇压，李蕃知情后，到县城与县令深谈，并以放废县令的名义上书州省，要求减免税赋，州省知其情后，减免了通江两年的税赋。通江百姓为李蕃送扁“恩德如山”。另在家乡种植茶、柿、枣、栀、竹、梅各数十亩，并在梅园刻“梅园”二字于巨石上，藉以抒情明志。病重时，给子孙留下遗训：“一、做官：对黑恶势力、卖法贪官，要彻底查办、不留情面；对无知良民误解政策，出言不逊闹事者，虽损我颜面，则应理解和同情。二、听讼断狱：在审理案件中，要虚心无私，明辨曲直，分析案情，不被他人和官吏之言左右，公正决断。三、裕后：世间高门鼎族，莫不起家于贫贱。而贫贱者能给子孙以科第，而科第者很少能以富贵传子孙。凡是一旦当官进爵，不念祖辈艰难，生活放纵奢侈，贪污腐化，荒淫无度者，瞬间就会家道中落。”如果说李蕃遗言前两句仅适于做官者，而第三句则可供官家、平民及富贵、贫贱者共享。
一县百姓与入狱县官患难不舍，联名冒死为县官洗冤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只有李蕃。